从三农角度，浅析“晋江马”的历史溯源以及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闽地历史与当地马品种的形成从考古学证据来看，我国家马起源于北方，然后随人类迁移扩散至南方地区。晋江马的起源也与人口迁移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越国战败后，越国族群逃至福建，形成了闽越族。这一时期，马匹可能已随人口迁移入闽。
据《汉书·两粤传》中的记载，西汉初期就有外地马、牛、羊等畜种与闽越地区的金属制品交换贸易，这促进了马匹向闽地引入。时至唐代，有贵族为躲避黄巢之乱而入闽，并择地牧马栖身。晋江当地尚有唐人留下的“画马石”等遗迹。可见闽地与马的渊源甚久。
在中原地区战乱时期，福建地处东南边陲，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因此接纳了大量避乱南迁的北方移民。如晋朝时期，由于北方外族入侵，晋人南迁，许多聚居于福建沿海江河流域，而使之命名为晋江。靖康之乱后，宋朝皇族南渡，福建再次成为中原王朝的避风港。北方人口迁入促进了闽地社会的发展，也带动了马匹的引入和当地马业的发展。晋江市属泉州辖区，在历史上是重要的贸易港口。“泉州”之名始于隋朝开皇九年（公元年），但当时的泉州治所设于今福州。
唐开元六年（公元年）将州治迁至邻近海港、交通便利的晋江下游平原地带，即今天的泉州所在地。该地当时称为清源郡，包括晋江、南安、莆田、仙游四县。在宋元之际，泉州发展成为世界级的海上贸易港口，也是各地商品的集散地。闽地临近茶马古道的东端，与两广地区（广东、广西）及云、贵、川、藏等西南诸省在古代有着长期的贸易往来，这带动了西南地区和闽地马之间的流动，使得在地域上邻近的西南马对闽马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马匹交易对马品种的形成有最为直接的影响。通过茶马古道和边境互市进行马匹的交易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并一直持续到清朝，但最兴旺时期是在两宋之际。两广地区是北宋时期马匹的重要的来源地。由于华北和西北等传统养马地区已被辽、夏所控制，于是北宋转向四川等地区购马，使得川马等西南马品种进入到福建、江淮等地。
南宋时期由于淮河以北都为金朝占据，严重影响了北方马匹贸易通道，于是广西成为了南宋获取战马的首选。绍兴三年（年），南宋正式在广西邕州（今南宁）设置市马司，并在横山寨（横山马市）设立马市，大量采购广马。需要说明的是，广马并非只指广西所产之马，而是在广西横山寨购买并组织外运的马匹的泛称，这些马包括了滇、黔、桂等西南诸地的马匹。
广马主要是通过百越古道由云南等地进入两广，而交通便利的横山寨是马匹进入广西的主要集散地。广马中的百色马对闽马乃至整个西南马类群都有着重要影响。据年广西西林县出土的西汉早期文物铜马推测，广西养马至今已有年的历史，并在历史上曾多次被征用作军马。而广马中的桂地之马，又多为产于百色地区的百色马。
晋江市所属之地泉州，在古代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是海上丝绸古道的东方起点。汉唐之后，因受战争、气候、地理条件等因素影响，陆上丝绸之路已不能满足贸易需求。兴起于秦汉时期的丝绸生产也从中原转向了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成为商业贸易中心。在唐代的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四大港口中，泉州位于造船业最发达的福建省，这些为泉州港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宋代，泉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也是世界级的贸易中心。从陆上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转变也带动了南北方贸易，为北方马匹进入闽地带来了便利。海上丝绸之路有力推动了我国与东南亚、中东、北非、南欧等地的贸易往来。来自海外的商船带来了象牙、香料、铜锭、玳瑁、犀角等货物，又从我国购买大量丝绸、陶器、铁器等物品。中东阿拉伯世界是海上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与泉州有着频繁的商贸往来，甚至有些阿位伯人定居于泉州。时至今日，泉州地区仍保留有穆斯林做礼拜之用的清真寺。
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泉州的贸易中，阿拉伯人是否曾带入过活畜尚未见确凿的记载。但阿拉伯马是阿拉伯人钟爱之物，是马主尊贵身份的象征，富商巨贾将阿拉伯马随商船载入泉州并非没有可能。水路运马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但在宋朝却已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宋廷曾在北方沿海之地设立马市，马匹海运而来，进行交易；内陆沿江川购入的马也由水路成批运回，使得马匹水运成为一项寻常之事。引入的阿拉伯马很有可能对当地马品种的形成产生影响，其基因也会融入当地马群体中。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引入阿拉伯马仅限于推测，是否为史实尚需更多证据（尤其是考古学证据）加以证实。
晋江马起源的基因组学证据对于追溯物种起源而言，考古学证据无疑是最可靠、最直接的。但不少情况下，获得考古学证据并非易事。如我国东南沿南地区，由于湿热的气候，许多遗迹在自然状况下不易长期保存，这增加了考古工作的难度。近十几年来不断成熟的基因组学分析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进化起源研究中。
受晋江市农业局委托，近年来中国农业大学马研究中心通过基因组分析方法对包括晋江马、阿拉伯马、我国西南马、北方马在内的共计24个国内外马品种进行了基因组学分析，结果表明，晋江马与阿拉伯马等国外品种没有明显的遗传关系；晋江马与我国西南马类群中的百色马、腾冲马、丽江马有着密切的遗传关系；晋江马与我国北方马之间存在基因交流，尤其与岔口驿马关系最为紧密。
祖先成分分析结果显明，晋江马祖先主要来源于百色马，其次是岔口驿马。在基因组学分析中没有发现阿拉伯马和晋江马之间存在明显的遗传学联系，合理的解释是阿拉伯马从未被引入过，所以检测不到其对晋江马的影响。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情况，即曾引入过阿拉伯马，但数量少、时间短，没有像国内西南马品种那样和闽地马群有着持续的遗传交流。零星引入的阿拉伯马只会对当地马造成有限的遗传影响，且这些影响随着时光流逝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已无法寻其踪迹。
通过上文中对闽地社会历史的相关分析，基因组学分析结果中晋江马与百色马等西南马紧密的遗传学联系是易于理解的，但地处我国西北甘肃的岔口驿马对晋江马的显著影响则有些出乎预料。古代甘肃地区即有入川通道（如祁山道），四川与西南其他诸省则通过横断山峡谷地带的藏彝走廊以及茶马古道等有着密切联系，岔口驿马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些通道抵达福建邻近地区，进而建立起与闽地马的联系，并对晋江马的形成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
综上所述，根据基因组研究结果，晋江马是中国南方马和北方马相互影响，并在晋江本地受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而形成的我国地方品种。晋江马过去主要为农役之用，表现出良好的役用性能和适应性。为方便水田耕作，晋江马一般不装蹄铁，但其在潮湿高温气候下很少患肢蹄病；晋江马较早熟且在当地湿热环境下保持着良好的繁殖能力。晋江马曾是当地主要的畜力，但随着马农役用途的减少，目前晋江马面临着严峻的遗传资源保护问题。
近几十年来，晋江马数量总体呈急骤下降趋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福建尚有马两千余匹。至普查时，福建只剩多匹马，其中包括晋江县的余匹[1]。如今晋江马存栏量不足匹，已属于抢救性保护品种。为保护晋江马这一优良地方马品种，国家相关部门和当地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年出版的《福建省畜禽品种志和图谱》中，正式命名晋江等地的闽马为“晋江马”，并于6年列入国家畜禽保护品种名录。国家主管部门于年颁布《晋江马》该标准对晋江马品种的鉴定和遗传资源保护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晋江市先后成立了晋江马保护区和国家级晋江马保种场，避免了这一优良地方品种灭绝。但针对晋江马的现状，尚需更为持久、有效的资源保护措施。随着社会的发展，晋江马的用途正处于转型之中，服务于第三产业已成为晋江马开发利用的主要方面。
现在当地养马户通过提供马匹参加民俗活动（俗称“出阵”）可得到一些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群众养马的积极性。今后重点在于加强保种工作，使晋江马数量有所回升，并在此基础上，将晋江马向骑乘型方向培育，以进一步提高晋江马的运动性能；积极开发其休闲骑乘功能，尤其是重点开发针对少年儿童的骑乘业务。晋江马平均体高在1.25m左右，且性情温顺，体型较为矮小的晋江马经过培育和训练后，更受儿童喜爱，安全性也更高，适于少年儿童骑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