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白癜风品牌医院 https://myyk.familydoctor.com.cn/2831/detail/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
东汉末世，号为丧乱；兵戈不息，丁口锐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汉季的“盗墓”行为。
中国崇尚厚葬，因此价值不菲的陪葬品，难免惹人觊觎。
治平之世，王威尚存，秩序基本能得到保障，因此盗墓行径相对收敛。丧乱之世，皇权堕地，各式各样的盗墓贼，便如雨后春笋般涌出。
纵览史书，大规模的盗墓行为，集中发生在“王朝中衰”或“王朝更迭”阶段，盗墓的带头人，又往往是前代奸雄。比如民国军阀孙殿英，以盗掘清东陵闻名于世。
本文想以“盗墓”为主题，论述三国时代的各路神通。
从史料记载看，董卓、吕布披荆斩棘在先，袁绍、曹操亦步亦趋在后。
三国时代的盗墓行径，以魏、吴两国为甚。甚至连将军郝昭、廷尉钟繇等颇具身份的人物，也参与其中。
至于东吴的孙权、孙休、孙皓等人，亦是盗墓的狂热爱好者，为后世留下无尽的谈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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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先驱者董卓
盗墓行为虽然自古有之，但东汉末世的头号盗墓贼，非董卓莫属。
董卓在洛阳的时间，虽然前后不足两年（-），但东汉诸帝的陵墓，无一幸免，尽数被毁。
（董卓）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魏书董卓传》
最先遭殃的是汉灵帝的文陵，下葬同年即被董卓盗毁。灵帝在中平六年（）四月驾崩，六月下葬；同年九月，董卓鸩杀何后，借着夫妇合葬，开启陵寝的机会，将文陵盗掘一空。
六月辛亥，孝仁皇后董氏崩。辛酉，葬孝灵皇帝于文陵。--《后汉书灵帝纪》
及何后葬，开文陵，（董）卓悉取藏中珍物。--《后汉书董卓传》
换言之，灵帝下葬后不足三个月，便惨遭荼毒。
东汉帝陵被盗，是因为崇尚厚葬；厚葬传统，自光武开始即如此。
虽然刘秀死前曾遗令薄葬，不过嗣君（汉明帝）并未遵从，反而在丧葬规模上极尽铺张，以示孝心。
不出意外，刘秀的原陵，因为陪葬丰厚，惨遭董卓毒手。魏文帝曹丕论及此事，曾痛骂刘庄（汉明帝），称“原陵之掘，罪在明帝”。
光武之掘，原陵（即刘秀陵）封树也……原陵之掘，罪在（汉）明帝。--《终制》
原陵之掘，罪在明帝
曹丕作为“盗墓大户”曹操的儿子，对这类丑事，自然是耳闻目睹。
在曹丕笔下，东汉诸帝以及王公贵族，是“戮而重戮，死而重死”，乃至“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死者的尸身被横七竖八地丢在墓道之中，连最后的尊严也扫荡殆尽。
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终制》
彼时盗墓的头子是董卓，盗墓的急先锋，则是董卓大将吕布。
吕布出身并州五原，大约是因为五原土地贫瘠，边鄙苦寒，因此吕布“惟利是视”，对盗墓事业极为上心。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魏书吕布传》
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后汉书崔骃传》
在吕布的辛勤耕耘下，不仅东汉诸帝陵墓被毁，连公卿王侯，也一并遭殃。洛阳“二百里无复孑遗”。
（董卓）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后汉书董卓传》
董卓将陪葬品运到洛阳的私宅中，日夜把玩。《元和郡县志》记载，魏国邢峦掘地得钱，上有铭文“董太师之物”。
洛阳董卓宅在永和里，掘地辄得金玉宝玩。后魏邢峦掘得丹砂及钱，铭曰“董太师之物”。--《元和郡县制》
可见董卓不仅盗墓，还很贴心地替冥器盖钢印、贴标签儿，当成一种艺术事业来做。
初平二年（）孙坚大败吕布、胡轸，率兵上洛。孙坚踏入洛阳地界的头一件事儿，便是“修诸帝陵，平塞董卓所发掘”。
（孙）坚乃前入至雒，修诸陵，平塞（董）卓所发掘。--《吴书孙破虏传》
可见彼时洛阳周围的陵墓，封土坍塌，神道大敞，毫无体面。
董卓西入长安以后（-），也没闲着，继续发扬传统艺能，将西汉诸帝的陵墓也盗掘一空。
曹丕在《终制》中，称西汉文帝的霸陵，因为“陪葬简易，不封不树”，所以免于董卓的毒手。
曹丕论及此事，还很欣慰地表示“汉文帝（陵）之不发（掘），霸陵无（所）求”，认为“薄葬”是避祸之道。
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终制》
董卓盗掘帝陵，霸陵独完
然而按《风俗通义》的记载，汉文帝的霸陵，一样被董卓刨了个底儿朝天，彻底完蛋。
霸陵薄葬，亦被发掘。--《风俗通义》
《风俗通义》作者应劭，是东汉末年的泰山太守，与曹操为故交；献帝东迁时（），应劭在袁绍麾下，还曾帮助汉廷“重典制度”。可知应劭之言，比曹丕更加可信。
（应劭）著《汉宫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后汉书应劭传》
换言之，无论是长安还是洛阳，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帝陵一旦落到董卓手里，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时人将董卓拟作野兽，称其“狼戾贼忍，暴虐不仁”；大概与他疯狂的盗墓行为有直接关系。
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魏书董卓传》
至于帮凶吕布，被王允鄙视为“剑客”，甚至不为关东诸侯所接纳。
②曹魏盗墓事件
曹操是一代枭雄，但在盗墓丑行上，与董卓并无本质差异。
汉末丧乱，军阀为求生存，横征暴敛，对粮食和军费的需求，也便水涨船高。
时三国交锋，军用万倍。--《拾遗记》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后勤者，无外乎“钱”与“粮”。
但贵金属是不会凭空出现的，大量的金银铜铁，又因为“厚葬”的传统被埋入地下。在此背景下，军阀盗墓取钱，也便势在必行。
不仅是曹操，袁绍等“公族子弟”一样干这些糟心事儿。
《崔琰传》记载，河北地区，盗墓之风极为盛行，袁绍亦不禁止。
大将军袁绍，闻而辟之（崔琰）。时（河北）士卒横暴，掘发丘陇。--《魏书崔琰传》
彼时“士卒横暴，掘发丘陇”，乃至“道路暴骨”，可见袁绍盗掘的，主要都是次一级的孤坟野冢。这恐怕与河北地区（冀、幽、并）地处边鄙，缺乏达官贵人有关。
曹操则大大不一样，他的统治区域，兖、豫、徐州以及司隶校尉部，都是昔日的富庶地区。墓冢数量多，陪葬品质量高，虽然有董卓洗劫在先，但不妨碍曹操再薅一遍。
（1）曹操父子
在陈琳笔下，曹操盗墓成瘾，自署“摸金校尉”与“发丘中郎将”，后世盗墓文学中的“搬山卸岭、摸金发丘”，其实就是从曹操这里派生出来的。
（曹操）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突，无骸不露。--《为袁绍檄豫州》
清朝学者钱大昕论及此事，曾认为魏朝的“司金中郎将”，便是“摸金校尉”的衍生品。
陈琳为袁绍檄，称（曹）操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即此（司金中郎将）也。--钱大昕
从《蜀书张裔传》可知，司金中郎将主“金属冶炼”，与“摸金校尉”确实有共通之处。
曹操与董卓一样，荤素不忌，生冷皆宜，东汉陵墓的盗完了，就盗西汉的。
西汉梁孝王（汉景帝同母弟）的陵墓，便被曹操盗毁。汉献帝闻讯，只敢躲在宫中流泪。这就是《檄文》中“圣朝流涕，士民伤怀”的隐喻。
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曹瞒传》
（曹）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为袁绍檄豫州》
曹操自署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
曹丕十岁从戎（见《典论》），跟着乃父四处游历，对于这类丑事，自是烂熟于胸。
曹丕称帝后，在遗书《终制》里认真地要求，自己死后，陵墓“无藏金银铜铁”，连瓷器和漆器都不许用，全部以“瓦器”当之。
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终制》
这并非曹丕厉行节俭，他其实是个荒淫奢侈的人。
《江表传》记载，曹丕对夜明珠、长鸣鸡、雀头香、大贝、象牙、犀角、玳瑁一类的奇珍异宝，有着极为浓郁的兴趣。
是岁，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江表传》
曹丕之所以要求薄葬，是因为见惯了盗墓丑事，担心有一天自己也被人从棺材里拉出来，“戮而重戮，死而重死”，因此才违心地要求薄葬。
曹丕还违心地自我宽慰，称“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
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终制》
既然“骨不知痛痒”，又何必担心“戮而重戮”呢？可见曹丕终归是有神论者，此话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2）钟繇
钟繇是颍川士族，风流高亮，名噪一时。
钟繇开达理干，华歆清纯德素，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时之俊伟也。--《魏书卷十三》赞语
然而就是这个“开达理干”的钟繇，一样参与了盗墓事业。
钟繇出身权贵之家，对寻常的金银铜铁是根本看不上的，他本人另有雅好。
这就是“书法”。
钟繇除了司隶校尉、廷尉、太尉一类的仕宦履历之外，最重要的身份，便是大书法家。两汉盛行隶书，而钟繇创制楷书。
钟繇号称“楷书之祖”，与东晋的王羲之，合称“钟王”，相当于今日汉字常用字体的老祖宗。
彼时的另一位书法家韦诞，也以“善书”闻名。韦诞家藏有大文豪蔡邕的真迹，钟繇求借不得，怀恨在心。
（钟）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繇）乃自捶胸呕血。--《书断》
韦诞死后，钟繇盗掘其墓，得到了蔡邕手稿，从此“书法更妙”。
及（韦）诞死，（钟）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蔡邕书），由是繇笔更妙。--《书断》
钟繇先是“捶胸呕血”，之后“盗墓取书”，贪嗔痴三相尽显，斯文扫地。
（3）刘类
曹操喜盗墓，史有明载；因此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魏略》记载，弘农太守刘类，在任上大搞副业，将辖区内的大小墓冢，盗掘一空。
高阳刘类，历位宰守，苛慝尤甚。嘉平中，为弘农太守……乃使人掘地求钱，所在市里，皆有孔穴。--《魏略苛吏传》
鱼豢的原文写得比较隐晦，称“掘地求钱”，实际掘地只能“求土”，哪能“求钱”？可知掘的不是地，而是墓。
在刘类的一番折腾之下，“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如此政绩，贻笑大方。
（4）郝昭
郝昭是曹魏名将，镇守西陲，多次抵御诸葛亮北伐。
在《魏略》记载中，郝昭“为人雄壮”，善于守城。
诸葛亮“起云梯、冲车”，郝昭“以火箭逆射，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
诸葛亮“以井阑百尺以射城中”，郝昭“内筑重墙”。
诸葛亮“又为地突”，郝昭“于城内穿地横截之”。
前后相持二十余日，诸葛亮技穷，遂退军。
小小陈仓，是如何做到抵御诸葛亮大军的呢？
事后，郝昭给儿子透露了攻战秘诀。
这就是“盗墓取材”。
郝昭说，自己“数发坟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即把周围的墓穴全尽数盗掘，把棺椁尽数劈毁，取其木料，建造攻守器具。
（郝昭）病亡，遗令戒其子（郝）凯曰：“……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魏略》
郝昭盗墓毁棺，制攻战之具
至于棺材里装殓的东西，那就不是郝昭在乎的事情了，他对此遮掩为“情非得已”。
（郝昭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魏略》
事后，郝昭还假惺惺地自我辩解，称“厚葬无益于死者也”。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这么好的木板，与其给死人用，不如给活人用”。
（郝昭曰）“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魏略》
中国贵厚葬，给死人用的棺材，一贯是上好的木料。如果死者地位够高，除了内层的棺之外，还有外层的椁，即超大型的套棺。
由此可见，“薄葬”也并不保险，遇见战争年代，连棺材都得被劈了做柴火。这就叫物尽其用。
③孙吴盗墓事件
富春孙氏的族望不高，被陈寿称作“孤微发迹”。
从孙氏的相关记载看，其家族通婚禁忌少、言谈好嘲谑、喜爱滑稽、博荡嗜酒，伦理道德的约束较低。因此盗墓事件，在孙吴政权中也频繁发生。不止孙权如此，孙休、孙皓亦然。
（1）孙权
吴黄武五年（），孙权采武昌铁铸刀剑，皆“南铜越炭”作之。
黄武五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铜越炭作之。--《刀剑录》
武昌在江夏，即“南铜”的来源地；“越炭”则来自交广地区。
按《交广春秋》记载，孙权开采矿料时，顺带手将南越武王赵佗的陵墓也一并“开采”。
理由很简单，孙权听说赵佗“垅茔奢大，葬积珍玩”，因此“求索棺柩，凿山破石”。
南越王赵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垅茔可谓奢大，葬积珍玩。吴时遣使发掘其墓，求索棺柩，凿山破石。--《交广春秋》
赵佗与秦始皇帝同时代，本是秦国军官；后在南越割据称雄，统治岭南八十年，直到汉武帝时才去世。
孙权遣使盗赵佗墓
孙权称帝前夕，曾经“掘得铜印”。孙权还就此物，假惺惺地询问薛综，自己是否天意所归。
吴时掘得铜印，以琉璃盖，画布云母于其上，开之得白玉如意。太皇帝（即大皇帝孙权）因问（薛）综。--《太平御览》
此印与“鱼腹书”一样，都是穿凿附会的伪器，但来自“掘得”，可知是盗墓所获。
另有术士赵达，“治九宫一算之术”，巧舌如簧，把孙权诓骗得团团转。赵达死后，孙权为了求得神书，竟然盗掘其墓。
（孙）权闻（赵）达有（神）书，求之不得，乃录问其女，及发棺无所得，法术绝焉。--《吴书赵达传》
如果说钟繇盗墓，是为了求得蔡邕真迹，精进书法；那孙权盗墓，纯属无事生非，迷信虚妄。
（2）孙休
孙休是孙权之子，吴国第三任统治者。
虽然《孙休传》称他“志善好学”，但孙休对于盗墓之事，亦极为热衷。
孙休统治期间，曾在广陵盗掘墓冢，取版治城，一如魏将郝昭。最终“墓穴尽毁，所坏甚多”。
吴景帝时，戍将于广陵（一作江陵）掘诸冢，取版以治城，所坏甚多。--《抱朴子》
盗墓过程中，发现一巨冢，“重阁连霄，户扇枢转，徼道通车，高可乘马”。
复发一大冢，内有重阁，户扇皆枢转可开闭，四周为徼道通车，其高可以乘马。--《抱朴子》
孙休盗巨墓，内有重阁，高可乘马
此墓陪葬冥器甚多，墓主饭含珠玉，鼻孔中还塞着金枣儿。
有一玉，长一尺许，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透出堕地。（墓主）两耳及鼻孔中，皆有黄金，如枣许大。--《抱朴子》
如此规格，很明显属于两汉某诸侯王，可惜史料有限，未详墓主何人。
当然，这座重见天日的巨型墓冢，因为“怀璧其罪”，很快就在暴民的狂欢下，灰飞烟灭。
（3）孙皓
孙皓是昏暴之主，骂名不绝。他对盗墓之事，也十分上心。
天册元年，吴郡“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
天册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吴书孙皓传》
这种形状方正，篆刻文字的贵金属板，很明显是人工制品，与孙权“掘得铜印”是相通套路。
不过“掘地”是不可能“得银”的，可知孙皓掘的不是地，而是墓。这和曹魏弘农太守刘类“掘地得钱”有异曲同工之妙。
孙皓盗墓，毫无遮掩，甚至会借着“国家工程”的名目，行蝇营狗苟之事。
孙吴术士曾称“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东吴本身奉行“东南王气”以抵御北方的“天下之中”，因此对于风角占、云气占一类的术数内学，极为重视。
注：天下之中即“土中”，指洛阳。在术数理论中，洛阳在大地正中，可以测得最准确的星象历数，预测王朝走势。因此孙吴以“东南王气”作为宣传工具，与北国的“天下之中”相抗衡。
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孙）晧徙武昌。--《汉晋春秋》
在此背景下，孙皓遣人凿断荆州山峦，破坏风水龙脉，改变地形地貌。这种行为被称作“厌胜之术”。
厌胜倒是无妨，关键是孙皓在“凿山”的同时，还“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大搞盗墓活动。
（孙）晧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汉晋春秋》
可见“厌胜”是假，“盗墓”才是真。
孙吴三代四人，除了短祚被废的孙亮之外，其余三主居然无一例外，全是盗墓沉迷者，也算是家传艺能了。
④小结
《墨子》云：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可知世间故事，皆有因果。若陪葬者厚，自然盗墓者多。
尤其是古代社会，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加之以“厚葬”的传统，对盗墓行为无疑是一种鼓励。
治平之世，就不乏贪财好货、铤而走险之徒；丧乱之际，各路牛鬼蛇神更是集体出动，将历代皇陵、公卿墓冢盗掘一空。
魏蜀吴三国之中，魏、吴两国的盗墓行为最为猖獗，甚至多次由官方带头组织。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终连郝昭、钟繇这些颇知礼义的将相，也放下矜持，光荣下海。
蜀汉政权中的盗墓记载，罕见于史书，虽然未详原因，但大致可以推测。
其一是刘备的统治方式，相对仁慈。从诸多史料记载看，“人乐为用，众多归焉”确属实情。
其二是刘备自诩皇亲帝胄，对于盗掘皇陵、或王公坟冢一类的事情，天然抵触。毕竟再怎么缺钱，也不能挖老祖宗的棺材。
海西断粮，刘备可以食人充饥；但如果盗墓取宝，那所谓的“汉室之胄、仁义之君”名声，可就灰飞烟灭了。
（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英雄记》
相较之下，董卓、吕布、曹操、孙权等人受到的道德限制，便相对低了许多。
他们既并不具备汉室血脉，又遭逢乱世，朝不保夕，因此对汉廷的归属感相对较低，盗墓时的心理负担也便更小，遂猖獗于时。
从根本上说，统治阶层的穷奢极欲，凿山为陵，金银殉葬，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原罪。在“百姓死亡，暴骨如莽”的丧乱环境下，凝聚着血泪脂膏的腐朽帝陵，理所当然成为乱民的发泄对象，历代如是，从无例外。
曹丕《典论》有云：“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可谓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我是胖咪，百家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Thanksforreading.
